“七大”前后的速记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拟召开“七大”会议（后推迟到1945年召开）。为了给“七大”会议作准备，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38年4月至7月在沿岸举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届速记训练班，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抽调十男十女（党员或具备入党条件的青年）为学员，王仲方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张霁中当教员，教授第四式汪怡速记。该速记是一种四比例叶子型音节直配式汉语普通话速记，音符总数397个，由6张不同方向的叶子图形中分出来的速记符号。白天在延安东门外的一个小院子里讲课，晚上学员围着煤油灯在土盘里练习书写速记符号。尽管条件艰苦，但由于学员学习目的明确，从早到晚整天刻苦学习，原计划4个月毕业，结果只用了3个月零10天就提前完成了学习任务。这届速记班学员多数被分在党中央秘书处和保卫部工作。1938年12月第二届速记训练班由中共中央秘书处在延安篮家坪举办，武承宗任教，学员15人，6个月毕业。1939年1月第三届速记训练班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在三源县安吴堡举办，王仲方任教，学员11人，4个月毕业。
　　1939年中共中央秘书处设立了速记股。1941年中共中央设立办公厅，秘书处下属的速记股改为速记室。
　　1942年3月、1944年7月，中共办公厅分别在延安杨家岭、延安新市场后沟举办了第四届、第五届速记训练班。张重、武承宗、章岩（女）分别任教，学员分别是8人、40人，均为6个月毕业。
　　“七大”以后，中央只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于1946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由举办了第六届速记训练班、卫文秀、周昆玉任教，学员7人，6个月毕业。
　　当时速记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为大会作记录，记录中央领导的讲话：二是记录中小型座谈会；三是为领导人找人谈话作记录；四是起草文件和口授写稿；五是派出速记工作者参加国际活动。
中央领导关心速记员工作
　　从1939年到1945年“七大”前后，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大多是用速记记录的。速记在革命工作与保存党史文献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主席很关心速记。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时，毛泽东、朱德亲自去看望速记员和他们写的速记稿。有一次，延安举行晚会，有个速记员坐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问“你是做什么的？”
　　速记员答：“我是速记员。”
　　毛泽东又问：“速记是谁发明的？”
　　速记员答：“汪怡发明的。”
　　毛泽东说：“汪怡先生发明的“豆芽菜”不错嘛！对我们很有用处。”
　　延安时期，任弼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秘书处工作。他常对秘书处速记员说：“你们的工作对中国马列主义思想建设很重要。毛主席的讲话很重要，他讲你们记，再把讲的东西修改，要比他写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你们的工作对革命是有贡献的。”党中央要求速记员严守机密，忠实原话，有闻必录。
　　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部长的徐特立也非常重视速记工作。他说：“记录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有很重要的意义。你们不要把速记只当作技术的工作。”“要我在全国找一百个县委书记容易，要我找一个很好的、很熟练的速记员就不容易。”
　　革命战争年代，延安会议多，速记记录任务重。记一小时，两个人轮流记，要化四个小时才能译出汉字。张闻天很关心速记员的健康，怕速记员把身体拖垮了，主动提出“记一小时，要给两块钱”，给速记员增加营养费。1945年“七大”开幕，韩天石是大会秘书长，他说：“速记很重要，但边区财政困难，没有钱”。任弼时说：“没有钱就不要钱，晚上加班吃夜餐吧。”从那时起，速记员每人每月给6斤小米的津贴。后来，形势好转了，改为给猪肉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