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就一飞而逝，直至“文革”风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绎成安装“窃听器”，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自从毛泽东说了“我叫安的时候安”那句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意识到毛泽东不大喜欢录音。为了能够完整地记录毛泽东等首长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加强速记工作。

　　于是，着手物色八名速记员。从哪里物色呢？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八名“根正苗红”的学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从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选中了！

　　米士奇确实是“根正苗红”的学生。他被查过“三代”——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本人是学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没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学六年，他六年当选三好学生，五年当选优秀团员，两度当选北京市优秀学生。

　　像米士奇这样“根正苗红”的应届毕业高中生，最初选了八人，后来筛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这四人被送去学速记，不久调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为中央的会议当速记。米士奇还负责整理过毛泽东讲话的录音带——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录音，大约二三百盒录音带。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是四名速记员中第一个入党的。此后，他一直在中办工作。

　　1974年，他担任中办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时，2月1日被调往王洪文办公室临时协助工作。这样，他成了“王办”的工作人员。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刻，虽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进驻”紫光阁，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写了揭发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发的文件上，称他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为“老米”。当我来到他家，他和妻子张素花（当年在钓鱼台工作）笑谈往事，颇为感慨。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来源：新浪读书，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